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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名吕企才,72岁, 运城日报副总编辑——曾经的, 山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——暂时的, 记者——永远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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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事如烟说同儒  

2013-05-20 14:41:16|  分类: 文艺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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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事如烟说同儒

——序《沧桑(续集四)》

吕企才

    同儒同志将他的大作《沧桑(续集四)》捎给我,希望我提点建议并写篇序文。

    我与同儒一起于1964年后半年调入垣曲县公安局,他是治安股股员,我是秘书办干事。文化大革命爆发后,我被选为群众组织成员。1967年1月,造反派将原县长从外地揪回,戴牌搞喷气式游斗,我们组织怕由此开了武斗的先河,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,便写了《要文斗,不要武斗》的传单,在批斗会上散发,引起千人大辩论,我是主辩者之一。同儒激于义愤,在辩论会场呼口号,要造反派中的学生组织“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不要在机关包办代替”,却被人诬陷说,他喊了“打倒某某造反团”。在文革时期,我们得罪了学生组织,岂能了得?这无异于捅了蚂蜂窝。于是,学生组织先是上街游行,要打倒“镇压革命小将”的公检法铁杆保皇派”,继而绝食,要逮捕公检法群众组织头头。县委迫于压力,作出了逮捕谭作仁(公检法群众组织负责人)、郭同儒、平水土的决定,并召开群众大会逮捕逮捕。那天,谭、郭、平被捕入狱,我和张庚年(公检法群众组织成员)大会检查,停止工作。当晚,造反派夺了公检法的权,史称“一.二三事件”,造反派则誉为“垣曲的‘一月风暴’”(后来,县委为我们平反昭雪)。1969年3月,公检法的老同志被“扫地出门”,集中到虞乡办学习班,我和同儒又同时留守机关,坚持日常工作。“七.二三布告”后,我们也成了“旧公检法”,被赶到虞乡改造。再后来,我因当验尸笔录,受“二张大案”牵连,又转到垣曲县革委学习班接受审查。之后,我接连在农场劳动改造、下乡“边工作边接受审查”(1977年才彻底平反),同儒则分配到县委组织办搞落实政策。我和同儒是人相知,心相通,是名副其实的患难同事。他的希望,我责无旁贷,应当满足。

    《沧桑(续集四)》是同儒记述他在公安局和组织办期间,自己重大经历的一部纪实之作。读着这部大作,随着同儒的记述,如烟往事便像涛涛黄河,在我的脑际汹涌奔腾,让我在同儒平实的叙述中又见他的为事、为人!

    读《沧桑》,同儒爱岗敬业、勤奋好学的精神,又浮现在眼前。同儒县委为加强公安机关力量,从蒲掌中学调入公安局的,不用说,他是教员中的佼佼者。他一到公安机关,就从头学起,虚心当学生:他经常挑灯夜战,学政治、学业务;他想方设法跟随老同志上案子,搞调查,学破案门道。很快,他就能独当一面,成了局里的骨干之一,受到领导的表扬与重用。我们进入公安机关没多久,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,在那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,所发案件五花八门、曲折离奇,有的甚至无中生有、变虱为猪,让人真假难辨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要真实无误地破获案件,公道公正地处理案犯,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可同儒做到了。他牢牢把握“重证据、不轻信口供,严禁逼供信”的办案原则,克服派性干扰,厘清人为迷雾,跨越重重障碍,办了不少派性纠缠、难度极大的案子。像丰村的所谓“四类分子子弟包围红卫兵总部案”,他不避包庇四类分子子弟”的嫌疑,不顾被造反派追抓的危险,避免了一起伤害无辜群众的冤案。像上墱坂高企华笔下之误,将毛主席语录写错,群众将高当作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批斗案,像平原村把小学生互相打闹,将“打倒”二字与旁边的领袖名字连在一起,划成“现行反革命标语案”等,他认真分析、冷静思考,才未铸成大错。这类案件,在同儒的《沧桑》中,多有披露。如果没有公道正派的思想垫底,没有沉着冷静的作风支撑,没有坚韧执着的敬业精神,要做到“不放过一个坏人,不冤枉一个好人”,恐怕只能是纸上谈兵了。

    读《沧桑》,同儒不畏权势、耿直正义的品格,又勾起我的回忆。同儒的不畏权势、耿直正义,在公安局是出了名的。他当党支部组织委员,做事认真,敢说敢干,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。对错误的东西,他敢于批评,丝毫不看面子;对正确的事情,他善于鼓励,绝对不会马虎。我见过他审查犯罪嫌疑人时的严厉,见过他对待犯错误同志的苦口婆心。从《沧桑》中,我们更能一睹他办事坚持原则、主持正义、不畏权势、公道正派的风采。同儒从学习班分配到县委组织办,搞落实政策后时,派性依然笼罩着垣曲,要办好这类关乎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大事,必须克服派性干扰,有时甚至要顶住来自上司因派性作怪,偏听偏信,以权代法的压力,更是难上加难的事儿。同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,硬着头皮,忍着屈辱,转着弯儿,努力做到“不让好人蒙冤,不让坏人得势”。像普玉珍被污蔑为“强奸军婚”,被阻止恢复组织生活案,同儒认真调查,去伪存真,弄清了这件家族矛盾、个人恩怨、兄弟联手陷害他人的案件,虽然由于派性干扰,诬陷者没有得到处理,但终于还了普玉珍同志的清白。像查处郅明理“睡觉不干活”的告状案时,同儒不因郅明理曾是顶头上司而回避,不因县委书记偏听偏信以权相压而退缩,终于查清了事情原委,给县委书记以惊醒,为郅明理洗雪了不白之冤,让这位倍受派性之害的老同志重新振作起来……同儒同志就是这样,以共产党人的硬骨头精神,践行着“实事求是,有错必纠,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”的干部政策,为党旗增辉,为国家添彩,为干部正身。这样的人,谁个能不佩服?

    同儒同志说,办事“莫急躁,要谨慎;莫恭维,要恭谨;莫偏激,要公正”。说得何等好啊!这不正是他人格的写照么?正是秉承着这“三莫三要”,同儒才如此这般的敬业勤奋,才如此这般的正直无私,写正了自己一撇一奈的“人”字。这,不正是我们需要向他学习、需要发扬光大的吗?

    是为序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3年5月20日于运城闲云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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